《北京晚报》近日刊载了好几篇与“宣南”有关的文章，让读者耳目一新，还让一些读者回忆起在“宣南”生活的岁月时光。“宣南”如此，与之相对应的“崇外”也是如此。
崇外大街磁器口东北角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摄影：邓伟
“十七间半”与曹雪芹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《红楼梦》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巨著，作者曹雪芹也是“红学家”们研究的主要人物。但他生前死后的详情细节则很难说得清楚，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曹雪芹故居在何处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。
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内景 摄影：邓伟
说起曹雪芹的故居，不外乎有香山白家疃、南辛庄、正白旗村等地，但大多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其中主要的证据是从曹雪芹的一些朋友如敦敏敦诚兄弟、张宜泉等人的一些诗句中推论而成。如“门外山川供绘画，堂前花鸟入吟讴”“残杯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书黄叶村”“爱将笔墨逞风流，庐结西郊别样幽”等等，从诗的意境而言确实与曹雪芹的身世有关。不过意境是文学构造的一种环境，并不能证实就是曹雪芹故居之地。诗人们描述的山光景色，尤其“门外山川供绘画，堂前花鸟入吟讴”的意境和景色，香山或京郊其他区县的山区，到处皆是，总不能全与曹雪芹有关吧？就像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景色全国到处都有，如果用来推测元人马致远的故居，则略显不足。
但是，前几年在崇外地区确实发现了一处曹雪芹故居，而且有官方的文字证据和保存较好的遗址。该故居在磁器口大街与崇文大街交汇处不远的蒜市口。据史料记载，曹雪芹一家戴罪回京后，接任江宁织造的绥赫德遵照雍正皇帝的指示和要求：“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，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，家仆三对，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。”这是“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”的清宫档案的记录，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官方证据，白纸黑字，不容置疑。比在其它地方墙皮上发现的涂鸦和诗文意境，更有说服力。
曹雪芹故居遗址发现后，不少专家学者都曾到这“十七间半”看过，肯定了“十七间半”与曹雪芹有关。前些年两广路扩建时，因“十七间半”在路中央只好拆了。目前的“曹雪芹故居博物馆”是在原址附近重建，与“十七间半”还是有区别的。
曹家住在崇外是曹雪芹14岁时进京之后。曹雪芹住在这里时已可以到处闲逛，尤其是“十七间半”附近的寺庙他肯定去了不少，凭古吊今，增加不少阅历。在此居住期间，曹雪芹去过花市斜街的卧佛寺。红学家周汝昌在他的《曹雪芹小传》中说：“传说曹曾住此寺……艺术家齐白石还曾到此寺访遗迹，绘了一幅画，并题以诗句：‘风枝露叶向疏栏，梦断红楼月半残。举火称奇居冷巷，寺门萧瑟短檠寒’。”当时“十七间半”尚未发现，曹雪芹在花市卧佛寺住过之说，并非牵强附会。查询有关资料，发现花市卧佛寺曾有“庙寓”，有接待游客的客房，曹雪芹曾住在此处是可信的。2008年，曹雪芹与卧佛寺事，被列为“花市十景”之一，称“卧佛著书”，并刻成浮雕陈列街上，给花市大街增加了文化色彩。
清代北京至少有三个卧佛寺，除香山卧佛寺外，复兴门内有一座（在百盛大厦附近），至于花市卧佛寺，《日下旧闻考》云：“卧佛寺今存，本朝乾隆三十一年重修。卧佛犹存后殿。”民国期间的《燕都丛考》中也有“卧佛寺在崇兴寺东口，入山门有圆殿，佛立其所，殿有卧佛，长丈余，形状甚奇兀，在肩背环立者有佛十三，无碑志可考。”遥想当年，崇外东部地广人稀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寺庙，曹雪芹出了“十七间半”的家门，往东走不了多远就是卧佛寺了，况且他闲暇时可以住在庙里听老和尚讲经叙古，至于他是否在此著书写《红楼梦》还有待考证。住在蒜市口“十七间半”时，曹雪芹年纪不大，毕竟《红楼梦》不是儿童读物，没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素养和人生经历，又有“甄士隐”的文学手段，是写不出来的。
崇外古刹轶趣多
崇外地区的古刹老庙不少，各个都有轶闻趣事。《宸垣识略》被认为是《日下旧闻考》的缩写本，在书里有崇外寺庙的记述，这些寺庙有些早已不在，有些依然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。如天仙庙、铁山寺、永寿寺、都灶君庙、火神庙、太平宫、隆安寺、夕照寺、白衣庵、法藏寺等。这些曾经存在的寺庙中，有不少是崇外地区的历史、文化的见证。北京有多处灶君庙，但花市的灶君庙（又称灶王庙）被称为“都灶君庙”，与“都土地庙”“都城隍庙”是一样的“级别”，不是一条街、一个村的灶王庙。据《燕都丛考》云，灶君庙“明时之旧寺，现已无考，有古柏一。康熙年重建寺，每年阴历八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日开放，厨行中人每多于此日召集同行祀神云。”由此可见，灶君庙不是腊月廿三祭灶日有活动，而是八月。当年都灶王庙门口有铁狮一对，留下了“灶王庙的狮子——铁对儿”的歇后语。有意思的是，在《北京寺庙历史资料》中，称花市灶君庙“建于顺治年，属私建”，也提到有“铁狮子一对”，并称它为“家庙”，如今在庙址建了小学，铁狮子也被保存起来了。
夕照寺因与“燕京八景”中的“金台夕照”有些关系，在崇文地区很有名。夕照寺建于明代，规模颇为宏伟，寺内壁画也名气很大。《天咫偶闻》称：“夕照寺为东南城寺院之最整洁者，殿壁画松及《高松赋》……人传松为陈松绝笔，信然。”陈松又称陈寿山，是清代画家，他画的松树“笔墨雄杰”，《高松赋》系与陈松同代的王安国所书，他的书法“体仿米南宫，尤健拔而不失纯雅”。因夕照寺有书有画，文人墨客络绎不绝，成为他们雅集的佳地。不过，至今也无人找到夕照寺与“金台夕照”的关系，毕竟传说中的“金台”在朝阳门外，与夕照寺相差甚远。夕照寺彻底荒废是在民国之初，庙内香火不旺，当时还改为停柩之处。
崇外的药王庙在老北京四座大药王庙中，因占地大、殿堂多，且庙中神像有120多个，而最为显著。因地处崇外地区，又称为“南药王庙”。据《顺天时报丛谈》载：“药王庙在天坛之北，明武清侯李诚铭建，至今犹存。庙内设有戏楼，规模宏大，现已作为药行公会，余房并出租为堆货房。现在盛称庙内某字号之油炸蜜供为最驰名云。”旧京民俗，过农历年时家家上供祭祖敬神，蜜供是不可少的，蜜供以“堂”为计量单位，每“堂”蜜供大小不一，有的蜜供像宝塔一样高有许多层，上面插有佛花等。因蜜供价不菲，许多人便凑在一块成立“蜜供会”，以零存整取方式凑钱买。到了年末，蜜供局或糕点铺会派伙伴将订好的蜜供送到家中。老北京的糕点铺、饽饽房都有蜜供业务，但最好的是南药王庙的蜜供，因在庙中生产加工，被认为可以祭祖敬佛。
南药王庙在农历四月廿八日及朔、望的庙会十分热闹，并带动了当地商业，形成了小市。日伪时期，百业凋零，药王庙的蜜供局也不见了，戏楼也没有了堂会，为维持庙内道士生活，道士们将庙后改为停灵之处。在日寇占领北京期间，暂厝在庙内的棺柩无法外迁，致使臭气熏天，附近居民深受其苦。1949年后，政府将庙内棺材彻底清除，对寺庙加以修葺，列为文保单位，并改为办学之处。
崇外地区曾有许多庙宇，遗憾的是形制、规模能保留至今的不多。白桥大街的隆安寺形制及一些碑刻依然存在，据载：“隆安寺在花儿市东南，明天顺年间废刹也。万历乙酉，蜀僧翠林募修，结净土社堂，僧徒念佛。岁元旦设果饵享佛，盘千数，名曰千盘会。”隆安寺“创于明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”，在上世纪20年代北京寺庙登记中，称隆安寺“建于明，清光绪二十六年重修，属私建。本庙面积十亩余，殿房一百五十间，附属土地三十一庙。”到了清末，隆安寺日益衰败，没有了“千盘会”盛况，并成为制造佛香的作坊，庙内有六十多间房成了停灵柩房，庙后设了墓地坟场，成为“丛葬之所”。1949年后，隆安寺得到修葺，并成为科技少年宫。
法华寺街
北京有多个法华寺，崇外也有。根据记载，崇外法华寺“位于崇文区中部法华寺街，始建于明代，清康熙及同治年重修，系北京外城大寺之一”。有人将此法华寺与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混为一谈，以为这里是戊戌变法时，袁世凯与谭嗣同秘密相会的地方。其实，袁世凯与谭嗣同是在报房胡同那座法华寺内相会的。崇外法华寺称“大兴法华寺”，报房胡同法华寺称“敇建法华寺”，这是两个法华寺的最大区别。不过“大兴法华寺”至今形制没有完全破坏，山门、三进大殿和部分配房还在，而“勅建法华寺”今天寸瓦皆无，无任何痕迹可寻。
崇外的寺庙之多不亚于宣南，除上述几外，还有三官庙、南泉寺、慈源寺、无量庵、崇兴寺、白云寺、安化寺、清化寺、精忠庙等等，有些寺庙因“已圮”、“今倾圮”、“久废”、“今无考”、“今无存”，只记录在一些史籍中，也有些留在地名之中，如安化寺（安化楼）、清化寺（清华胡同）、延庆寺（延庆街）、精忠庙（精忠街）、安乐禅林（安乐林路）等等。
（原标题：崇外地区史迹钩沉）
来源：北京晚报 作者张双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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